张星江烈士传略

张星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活动在鄂豫边区的一位杰出的革命战士和边区党的领导人。他从投身革命到英勇牺牲的近十年间，先后任唐河县张心一村党支部书记、中共唐河县委委员、书记、鄂豫边特委委员、南阳中心县委书记、鄂豫边临时省委委员、鄂豫边工委书记、鄂豫边省委书记和红军游击队指导员等职。他为坚持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为桐柏山区游击根据地的创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了鄂豫边区人民的高度称颂和敬仰。

一

张星江，又名张振兴，1907年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毕店镇张心一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母亲王氏，勤劳俭仆，宽厚善良，终生不辍劳作。张星江9岁时，在叔父的资助下就读于回龙寺小学。小学毕业后，而无力续读而辍学。不满13岁就下田干活，帮母亲料理家务，经受着艰苦劳动的磨炼，吃尽了苦头。

少年时代的张星江就富有正义感，豪爽正直，深受邻里的喜爱和同龄伙伴们的敬重。他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每逢遇到富家子弟欺负穷家孩子，大个学生欺负小学生时，总是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仗义执言。因此，那些穷孩子们都愿跟随在他的周围。

张星江的家乡地处唐、桐、泌边界地区。这里岗丘起伏，土地贫瘠，人民勤劳强悍。这里人们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从未间断过。过去曾有一支捻军活动在这一带，他们铲恶除霸，开仓分粮，张星江十分羡慕他们，立志长大以后也要像铲恶除霸的英雄们一样，除恶安良，报效国家，为人民办事。

1927年初，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唐河县一些在外地求学入党或入团的知识青年。先后回到家乡，宣传革命，发展党、团组织。怀有救国济民之志的张星江在其族叔张友辅（时任中共唐河县委委员）的启发教育下，接受了革命道理。是年秋，经张友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转为共产党员。从此，开始了他生命史上的光辉里程，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星江遵照党的指示，首先在家乡秘密串联发动群众，传播革命思想，讲解穷人为什么受苦的道理，启发群众觉醒。他说：我们穷人常年一家老小起早贪黑地干活，可一年到头还是缺吃少穿。这是我们命苦吗？不是，是老天爷不保佑我们吗？也不是，这都是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是地主的剥削和官府的压榨造成的。只有打倒这些吸血鬼，我们才有出头之日。张星江还向穷苦农民兄弟谈了外地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故事，使这些身处穷乡僻壤的青年人受到了教育和鼓舞，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秘密组织起农会，并发展了党员。1928年春夏之际在张心一村建立了党小组，不久就建立了唐河东部第一个党支部，张星江任支部书记。

1928年秋，唐河县委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将全县划分为3个工作区。张星江担任唐东区负责人。经常活动在毕店、井楼、双河、马振抚一带，从事农运工作。为了在马振抚建立秘密联络点，他卖掉自家二亩土地，买回一部轧面条机，让一个同志在马振抚街以轧面条为掩护，负责党的联络工作。

1930年10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鄂北和豫西南党组织合并，成立了鄂豫边区特别委员会，张星江当选为特委委员。同年11月中旬，鄂豫边特委决定调鄂北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北上攻占唐河县城，开辟唐、桐、泌革命根据地，与鄂北襄、枣、宜苏区连成一片。张星江在唐河东部毕店一带积极组织赤卫队，策应了红军的活动。红二十六师于11月30日攻占了唐河县城，并于此日建立了唐河县苏维埃政权。此时，张星江动员数十名赤卫队员到县城参加了红军。12月5日，红军挥师东进，占领了毕店镇，并建立毕店区苏维埃政权。但由于对毕店民团头子王德方的反动本性认识不够，缺乏警惕，致使6日晚遭其偷袭，红军受挫，遂撤回鄂北苏区。张星江亦离开唐河到南阳中心县委担任书记。

二

1931年夏，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鄂北苏区的封锁，使红军急需的子弹、药品、布匹等十分缺乏。为了解决部队的困难，上级调张星江给红军搞后勤供应工作。那时，敌人在通往苏区的通道上设了许多关卡，对过往行人盘查甚严。而张星江却总是机智地闯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把弹药物资送到红军那里，把党的指示和信件带回来交给地下党组织。

在搞好物资供应的同时，张星江还指示唐、桐、泌等县党组织，选派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去鄂北参加红军，这对充实红军的骨干队伍，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1932年3月，张星江受鄂豫边党组织派遣，到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交通员。他深知自己肩负担子的重要，他多次摆脱特务的跟踪，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党中央和来沪革命同志的安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是年7月底，张星江从上海回到鄂豫边区，担任唐河县委书记。当时，鄂豫边临时省委针对连年灾害严重，农民被迫逃荒要饭，而地主富户却屯积粮食，坑害群众的情况，指示各地党组织，领导农民进行抢粮抗捐斗争，并提出“抢粮分粮，抗捐抗税”等口号。张星江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了抢粮斗争。从1932年秋到1933年初，在唐、桐、泌一带形成了抢粮分粮高潮。1932年秋冬，张星江在岭尽沟（马振抚乡）村北的小河边召开了一百多人参加的会议，他向到会的积极分子穷苦农民讲：“乡亲们，眼下快要过年了，咱们中间有很多人还没有吃的。官府不但不发放一粒粮，还要抽丁派款，这是不顾咱们的死活呀！那些地主老财们，屋里粮食发了霉，却不愿拿出一点来。要想寻找活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咱们团结起来去抢粮……。”张星江的话表达了贫苦农民的心声，他们纷纷表示愿跟着张星江干，抢粮救性命。第二天，张星江发动指挥岭尽沟一带二百多群众，分四路去唐北源潭附近抢地主的粮食，共抢粮食一万多斤。此后，张星江还领导群众先后在源潭的郝庄、毕店张延恒及唐河城郊、马振抚等地抢粮分粮。他还指示党员和积极分子，主动把粮食送到孤寡无靠的老人家里。贫苦农民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也看到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饭吃。

在抢粮抗捐的同时，张星江在唐河东部和桐柏西部组建了小型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打击土豪劣绅，筹粮筹款。1933年初的一天晚上，张星江率领十几名赤卫队员，带短枪5支到唐河城东北四里桥村，闯进大地主“白六水牛”家里，令其交出银洋二百多块。他还领导唐东双河镇的农民赤卫队八十多人，在一个夜间用虚张声势的办法吓跑赵庄地主孟清臣和他的狗腿子，夺取粮食四千多斤。

抢粮斗争的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提高了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党中央1934年3月16日在《给豫鄂边工作委员会指示信》中，赞扬了“唐河数百农民在党的领导之下，起来分地主豪绅粮食”的斗争，并号召各地“必须运用以前唐河分粮斗争经验”。

三

1933年6月，由于王星阶叛变，鄂豫边临时省委及南阳中心县委遭到破坏，省委、中心县委负责人宋良猷、郝久亭、杨一平等被捕，这不仅使鄂豫边区党组织失去了领导机构和与中央的联系，还使一些县的党组织面临着继续遭受破坏的危险。为了挽救党组织，张星江和仝中玉（时任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张旺午（时任泌阳县委书记）串联商议，决定迅速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继续领导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7月上旬，召集唐河、泌阳、新野、方城等县党的领导人在新野樊集去南阳的路上秘密开会，研究成立了鄂豫边临时工作委员会，一致推举张星江担任工委书记。

临时工委建立后，在张星江同志的领导下，总结了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深入农民之中，站稳脚跟，在取得生存的基础上求发展；工委不设机关，不下发文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秘密工作，使党组织免遭破坏。为了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张星江派宣传部长张旺午去豫南，通过确山县委的介绍，使临时工委和河南工委发生了横的联系。8月，河南工委将临时工委的情况报告给上海中央局，使临时工委和上海局建立了组织关系。到1933年秋未冬初，唐河、泌阳、镇平、新野、邓县的党组织不但渡过了危机，而且有了稳定的发展，为以后发动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1月，张星江作为鄂豫边区的代表，到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张星江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和河南省委的代表王国华一起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张星江和王国华向朱德汇报了他们组织夜聚明散的游击队分别在唐、桐、泌和驻马店附近向地主开展夺粮斗争的情况。朱德听后说：“你们要抓住山区，抓住敌人三不管的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革命根据地。”

张星江从中央苏区返回后，立即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会议精神。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建了新的鄂豫边工委，调整增补了工委成员，张星江任书记。在8月召开的太白顶会议上，集中解决了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张星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苏区经验，提出：“我们以后不能长期停留在秘密工作阶段，必须建立武装，以武装斗争打击敌人，壮大革命力量。”会后，工委派仝中玉同志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上海中央局完全同意鄂豫边工委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意见。

1934年10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西征到达唐河县湖阳镇以东的韩庄地区。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在湖阳一带集结了重兵，妄图在此地前后夹击红军。张星江得到情报后，立即前去与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向程子华军长等介绍了敌情和地形，并担任红军向导，向豫西伏牛山挺进。由于红军不断受到敌军的围追堵截，加之沿途山寨林立，地主武装经常凭险阻击，严重干扰了红二十五军的行进速度。为减少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张星江带路联络，将红二十五军送至豫陕边的卢氏县，他才返回。临别时，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送给他三百多元钱，作为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并将同鄂豫皖根据地红二十八军的联络任务，交给了边区工委。回到鄂豫边后，张星江即刻动身去信阳、光山等地，历尽艰险，将红二十五军的信件和给中央的报告送给了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此后，他还数次派张旺午等人去鄂豫皖和陕南，沟通了这两支红军部队的联系。

国民党反动派对张星江又恨又怕，到处通缉他，悬赏捉拿他。恼羞成怒的敌人还多次封他家的门，并把他妻子郭云多次抓去审讯，敌人的威胁恫吓和疯狂报复，并没有吓倒张星江，他对同志们说：“敌人这样做，说明了他们对我们革命者害怕，因为我们干的事业是要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建立起贫苦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干革命就要付出代价，就会有牺牲！”

张星江和他的一家为革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先后卖掉了自家的全部土地、牲畜和农具，把钱用到了革命活动上。为革命他无暇照管家里的一切，妻子郭云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靠给邻居帮工度日，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其长子就是在饥饿交迫中死去的。为了免除家庭拖累和防止被敌人斩草除根，张星江曾把妻儿送到逃荒在山西绛县落户的岳父家中避难。

四

为了加强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1935年7月13日，张星江在桐柏县白莲洼村主持召开了一次筹建游击队的重要会议。除工委领导仝中玉和唐河、泌阳、新野、桐柏等县党的负责人外，红二十八军在该地养伤的部分伤员也被邀参加。会上，红军连长介绍了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不料7月15日凌晨，遭桐柏县第五区民团包围，张星江、仝中玉等4人冲了出去，其他同志全部被捕，红军连长当天被杀害，使鄂豫边党组织在关键时刻，又遭受了一次严重损失。

张星江、仝中玉脱险后，在桐柏县李营村恰遇去陕南找红二十五军联系归来的张旺午，他带回了一部分活动经费和红二十五军首长给工委的指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策应鄂豫皖红军。在此艰难时刻，得到红二十五军的支持和帮助，使工委负责同志受到极大鼓舞，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白莲洼会议前，张星江曾与豫南、汝（南）、正（阳）、确（山）一带开展工作的原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多次联系，2人商议将两地党组织合并，成立鄂豫边省委，统一领导豫南和豫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7月底，鄂豫边省委在唐河县毕店正式成立，张星江任书记，仝中玉任组织部长，王国华任宣传部长。他们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比了各地的地理条件，一致认为，确、泌、桐、信之间的天目山一带，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是理想的游击区，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非常有利。为此，张星江曾亲自到信阳尖山一带检查，指导工作，帮助在那里工作的周骏鸣，抓紧组织武装力量。

创建游击队的前后，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鄂豫边区党组织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地主豪绅大力构筑围寨和炮楼，大量发展武装。对此，曾有个别同志对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有疑虑。张星江曾在会上鼓励大家说：“土匪都敢跟国民党干，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又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吗？”他的话铿锵有力，激励着所有在场的同志，使大家统一了思想，增强了信心。为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省委几个人还作了分工，书记张星江和委员张旺午到游击队工作，豫西南和豫南地区党的地方工作分别由仝中玉和王国华负责。

1936年1月4日，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信阳吴家尖山东北的小石岭村诞生了。张星江兼任指导员，周骏鸣任队长。在这支当时只有7个人，3支枪的小小队伍，寄托着边区党组织发展武装斗争的希望。

红军游击队成立的当天夜里，就在小石岭村打响了第一枪，镇压了无恶不作的保长汪心乐，缴获步枪1支。随之，张星江和周骏鸣把游击队拉到确、泌、桐、信交界的天目山一带活动，又连续袭击了宋冲、石滚河、罗楼、大桥凹等联保处，除掉了一批恶贯满盈的地霸、保长和联保主任，缴获了十多支长短枪。常在这一带骚扰群众的小股土匪，一时间销声匿迹。就连一些地主的寨围子，游击队也可以驻进去了。夺得粮食和其它物资，就地分给了贫苦农民，群众斗争的情绪高涨起来，群众亲切地称红军游击队是“咱们自己的队伍”。不少青壮年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为穷苦大众打天下。

当时，游击队只能以孤立分散的地主武装为主要打击对象，队伍白天隐蔽，夜间行动，时常顶风冒雨，翻山越岭。队员们没有行李，晴雨一身衣，稻草作铺盖，没有津贴，有时一连几天吃不上油盐菜，完全凭着一股革命精神行军打仗。身为省委书记兼指导员的张星江，和战士们患难与共。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战斗，游击队发展到三十多人，开辟了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到2月底，游击队进行整编，学习中央红军建军经验，建立了党支部和战士委员会，张星江兼任支部书记。为了加强政治、纪律教育，张星江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严格管理，教育部队，强调凡违犯者，不论干部、战士都要严肃处理。

1936年3月初，游击队到确山、遂平交界的老乐山一带活动，6日晚在老乐山东边的杜庄宿营时，遭到遂平县保安队的包围袭击，经激战打死保安队敌大队长桑体振等以下人员数名，张星江和周骏鸣各带一部分队员冲了出去。但副队长王春义和一名队员壮烈牺牲，张旺午和吴仁甫被俘，游击队受到了严重损失。为此，张星江主动在全体党员会议上检讨自己，承担了作为领导者的责任，严肃处理了放哨的失职者，并要求大家接受教训，继续投入新的战斗。随之，游击队撤回天目山一带休整。以张星江为首的省委号召地方党组织积极向游击队输送人员，并调泌阳县具有战斗经验的陈香斋到游击队担任副队长。这样，游击队又很快得到补充，军事素质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游击队的士气高涨。

五

为了迅速扩大武装，解决游击队缺乏枪支弹药和经费的问题，1936年3月27日（农历三月初五），张星江等领导了著名的孤峰山庙会夺枪斗争。

孤峰山位于桐柏县平氏镇西南，山上有座祖师庙，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至初七，方园数十里，甚至上百里的人都会来这里赶庙会、做生意，上会的人多达数万。庙会上，有富商的京货铺子，也有带枪的土豪富绅、地主、狗腿子。张星江认为这是个夺枪的良机，便召集王国华、游击队长周骏鸣开会研究，决定发动唐、桐、泌三县党员积极分子，配合游击队去庙会夺枪。

会后，张星江立即奔赴唐河、桐柏两县，找到地方党和赤卫队负责人刘中兴、王清玉、赵明敬、苗良田等同志，把准备去庙会夺枪的行动方案，向他们做了传达。他还亲自在唐河县的大河屯、井楼和张心一等地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进行动员和具体部署。

3月27日晨，张星江、周骏鸣率游击队员赶到庙会地点，王国华、牛德胜分别指挥泌阳、唐河、桐柏县的党员群众一百多人，扮作烧香的、赶会的陆续进入庙会。副队长陈香斋带领持长枪的队员在孤峰山南边的菊花村隐蔽，负责外围的接应和掩护。

下午4时，正当庙会上的几台大戏唱得热闹时，在张星江的统一指挥下，激烈的夺枪战斗开始了。我游击队员、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立即在脖子上围上白毛巾，持短枪、木棒向带枪的地主、豪绅、富商、团丁们打去，会场上顿时大乱，到处是枪声、木棒劈打声、哭喊声、求饶声，派来镇会的保安队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中对天鸣枪壮胆。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游击队夺得了9支长短枪和部分银元、布匹等物资，乘乱撤出会场，向预定地点转移，夺枪战斗取得了大捷。

次日中午，游击队在桐柏县安棚东南的牛庄宿营，不料与国民党保安团三百多人遭遇。张星江果断地命陈香斋带长枪队在前面开路。他和周骏鸣、牛德胜等断后掩护，边打边撤。临近黄昏时，游击队撤至姬岭寨南的马道岭，又遭增援之敌的阻击，情况十分危急，副队长陈香斋见状，带领队员们喊杀着冲向敌人，敌人被游击队员们的英勇气势吓得掉头四散，大队人马终于打开了缺口，大部分队员上了山岭。但在后面掩护突围的张星江等人还未摆脱敌人的追击，激战中张星江的左腿负了重伤，血流不止，仍顽强地阻击敌人。当牛德胜扶着他向安全地方隐蔽时，敌人已经逼近，边射击边叫喊：“捉活的！”张星江对牛德胜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你快突围！……”突然一颗子弹从侧面山沟里飞来，张星江头部中弹，壮烈献身，时年29岁。

当队员们得知张星江牺牲的噩耗后，无不悲痛万分，大家站在山顶上默默悼念敬爱的指导员，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替烈士报仇。后来，红军游击队在仝中玉、王国华、周骏鸣等同志的领导下，转战于桐柏山区和豫西南平原，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土顽势力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并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使桐柏山游击根据地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我国南方十四块革命根据地之一，使确山县竹沟成为抗日战争的支撑点和中共中原局的指挥中心。

张星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里，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无论在任何险恶的环境里，都能坚定不移地为党工作。他坚持原则，维护党纪，对危害革命，破坏纪律的现象深恶痛绝，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谆谆告诫战友：“不能给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抹黑。”他英勇机智，善于对付凶残狡猾的敌人，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战斗中，他总是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他襟怀坦白，平易近人，是联系群众的楷模；他富有领导经验和组织才能，在鄂豫边党和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不幸牺牲，是鄂豫边区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党和人民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建国后，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找到了烈士的遗骨，于1957年春将其移葬于泌阳县烈士陵园。在张星江牺牲五十周年之际，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亲笔为唐河革命烈士事迹展览馆和星江小学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程子华、黄火青、郭述申以及革命前辈仝中玉、周骏鸣、张旺午、牛德胜等也都题词和撰文，高度评价张星江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崇仰之情。张星江的英雄形象，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张星江同志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张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