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府驻在我家院

我叫李法章，现年74岁，中共党员，家住三门峡市陕州区西李村乡王彦村。

1945年3月，八路军4支部队先后从济源和垣曲过了黄河，在渑池西村成立了豫西二地委二分区，熊耳山周围几十里都成了抗日根据地，陕县抗日民主政府就驻扎在我家院子里。北边三间厢房住的是县政府领导和警卫班及同志们的炊事班。

当时县政府（县委）的主要领导由7位同志组成，下属的几个机构也非常完善，南厢房住的是公安局、财粮科、民政科、税务局、司法科等。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28日，在我家院里发生了震惊豫西的反革命叛乱事变，国民党军统特务在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军统专员史紫忱的策划操纵下，对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进行了血腥袭击，致使县政府（县委）的7位领导有4位倒在了血泊中。在这次事变中，全县损失惨重，牺牲的干部战士多达30余人，县区抗日武装300余人被瓦解，县大队被解散。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武装叛乱，史称“王彦事变”。

5月28日，豫西二分区专员贺崇升到达陕县抗日民主政府检查工作，并向县政府主要领导通报5月26日发生在渑池的上官子平叛乱情况，提醒陕县警惕。混入陕县警卫中队的中队长周子涛认为，打死贺崇升专员可以向国民党邀功，把策划于5月30日的叛乱日期提前到当天。中午两点左右，叛匪首先绑架并枪杀了八路军派到警卫中队任指导员的范中华，接着兵分两路，一路叛匪部署在村外西南大路口，准备袭击贺专员，因贺专员所带警卫武装力量较强，除损失一匹战马外，没有任何损失；一路叛匪围打县抗日民主政府。

事变发生时，我奶奶和我父亲从屋里朝院里外出，我奶奶端了一盆洗锅水向门外泼，走到门洞时，我奶奶看见几个匪徒气势汹汹端着枪朝我家院子冲来，当时吓得把水盆“咣当”一声扔在了地上，并厉声说：“看你们都厉害成啥了，到我家来行凶啦！”听我奶奶这样一吆喝，县委书记蔡迈轮（对外叫副县长）、县政府县长薛文高、农会主席刘冰、警卫员建牛迅速拿起枪从北厢房东边的伙房矮墙翻墙突围，我家伙房门框和矮墙上留下了叛乱者射击领导时的枪眼这一永世难忘的痕迹。

薛文高县长当时正患疟疾，因长途奔跑病情加重，当日下午牺牲在西李村乡原村附近的鱼脊岭村（现属渑池县管辖）。

我父亲给我讲：“王彦事变”发生后，蔡迈轮、刘冰突围后迅速赶到豫西二地委、二分区所在的西村驻地，向领导汇报情况。而后按照二地委、二分区领导指示，他们转移到黄河以北去整训。平息叛乱之后，蔡迈轮才又回到驻在我家的县政府工作。当时，蔡县长患着脚气，走路一瘸一拐的，我父亲拿了一双布底透风的凉鞋送给他，蔡县长说啥也不收。我父亲说：“你要是把我当成自家人就收下。”蔡县长无奈才勉强接收。

蔡县长从黄河北的山西回来时，骑了一匹骡子，当时条件差，鞍上没有坐垫，屁股都磨烂了，骑着很难受，我奶奶就从家里拿了一条旧褥子让他当坐垫，蔡县长连声说“谢谢！”。

后来县政府撤离时，蔡县长嘱托我父亲，把办公室的秘密文件和资料埋掉，千万不能落到坏人手里。我父亲按照蔡县长的叮嘱，用一个铁皮煤油桶装好后，夜里偷偷地埋在我家大场院的一块蓖麻地里。县区抗日民主政府恢复重建后，我父亲才把埋掉的秘密文件资料挖出来，完整无损地交给了县政府。

另外，我还听父亲说，蔡县长带他到灵宝做过一段支前工作。解放后，是蔡县长安排我父亲当了一名人民教师。

1980年3月，蔡迈轮在省民政厅工作时，有一次到豫西检查工作，还特意来到我家，怀念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当时我奶奶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了，蔡县长见到我奶奶说：“老嫂子，还认识我吗？”我奶奶愣了片刻：“你是......？”蔡县长说：“老人家，你真不认识我了吗？”我奶奶接着“啊”了一声说：“你是老蔡，蔡县长。”蔡县长紧紧抱住我奶奶动情地说：“救命恩人啊！”说着眼泪便流出了眼眶。

1981年，已是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蔡迈轮托我村兰来友（烈士兰兆斌之子）给我父亲捎话，让我父亲到郑州他家里去。后来，我父亲到郑州蔡厅长家住了几天，他问我父亲：“你家中有什么困难没有？”我父亲告诉他：“现在地都分给社员了，生活很好，没有什么困难。”蔡厅长听后，知道老区人民生活好了，点点头欣慰地笑了。

我父亲回来后亲自给我说：“就是有困难，也不能告诉蔡厅长，让政府作难。”他还说：“在蔡厅长家吃饭，用的是可小可小的碗，我都不敢吃。蔡厅长知道我做农活，饭量大，劝我吃了好几碗。”说完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

（李法章口述王克建整理张儒雷摄影）

责任编辑：白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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